马光远：我回应一下朱老师的说法，第一个讨论的肯定是谁不安全的问题，机动车不安全，摩托车不安全还是电动车不安全，这三个都不算最安全的，最不安全的就是已经与现实背离，完全落后的标准， 第二点谁最大，是法律最大，利益最大还是出行的民生，出行方便的这么一个民生最大？我认为我们在考虑这些政策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多数人的利益，1.2亿不是小数字，也就是在法律面前，在利益面前，我们的公众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应该最优先考虑的是1.2亿人的出行方便。

　　第三个，谁该被淘汰？我们现在讲甚至把电动自行车淘汰，那么有些人讲说要把这个那个淘汰，但是我认为最该淘汰的是制定公共政策一个懒惰的思维，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上还只是会踩刹车，根本不会包容，不会面对现实，所以我应该淘汰的是这些官本位的思维，是这些落后成就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思维。

　　朱煦：两边都是人民，刚才倪总要讲，就是我们要听人民的声音，人民的需求会非常之多，刚才我们从小片里头也看到，比如说不骑电动自行车就会总觉得身边就跟飘忽过什么东西，所以那种惊吓，那种痛苦，其实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比比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是说骑电动自行车之人过，而是电动自行车本身就变成一群野驴，特别是超标的，注意，特别是超标，所以倪总认为超标不是什么回事，所以我认为超标是最大的事，而超标最显示的就是速度，如果速度不超标，大家想象一下一辆车本身开不快怎么能成为野驴呢。

　　马光远：第一个谁为我们作主，是1.2亿的声音我们听到，还是剩下十二点几亿的人声音听到，恰好这两种都没有听到，我们听到的是所谓标准委的部门几十号人有没有做过调研我们不知道，那么经过多长时间的考虑，拿出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究竟安全不安全，究竟该淘汰不淘汰，我想不是标准委说了算，而应该是1.2亿人说了算，或者说剩下的所有的机动车的车主2000多个生产厂家1.2亿的用户他们的声音。

　　马光远：这个肯定有法律效应，但是我还想如果我们没有对新事物的宽容，如果中国的改革，如果我们完全按照以前的法律去循规蹈矩进行的话，今年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前进吗，我想没有，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增量改革。

　　马光远：肯定会造成不方便，已经说了，而且为什么说1.2亿人会用这个，其实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像标准讲的是没用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讲标准呢？

　　马光远：目前造成这种没有任何标准的罪魁祸首恰好因为以前的标准不合理，所以应该修改标准。但是结果十年以后我们等待的标准仍然是这样一个标准，那么这样一个标准出台以后，跟我们目前90%以上的电动车本身的这种超过15公里的选择，显然是矛盾的。矛盾的根源怎么样来解决？是1.2亿人的选择重要，还是说标准委最后维持这么一个标准重要，

　　主持人：有一个调查显示，但凡买电动自行车的群体大多为了上下班代步，如果在这个时候限制电动自行车，会不会导致大家上下班障碍？

　　朱煦：在调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对象和标准，就是骑车人的利益最大，骑电动自行车的利益最大，我们要看到十多年来备受这种痛苦更多的周边人他们的感受同样是利益。而这种利益跟出行完全是相关的，电动自行车很难作为一种人控制好速度非常快的工具，他是一个事实，由于这个事实是生产厂家、销售企业以及改装企业来满足人们下意识的选择，使得电动自行车就变成了一个凶器。

　　主持人：光远同样的问题问你，如果1.2亿辆电动自行车都清理了后，清理之后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干扰我们的生活？

　　马光远：1.2亿人目前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也许你在谈女朋友，女朋友离开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非常简单，你的生活状态一下子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你原先骑电动自行车的话，6点半出门就可以，你现在必须5点半出门，你原先使很少的劲，到单位干很少的活，你现在只剩下炒股力气。刚才说到出行有可能受到干扰，还有一种情况以电动自行车作为谋生工具，比如这些快递员，那“最后一公里”这个成本如果是因为限制电动自行车造成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