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摩规电”看似一项交通秩序整顿行动，实际上却是一项民生综合工程。

　　11月15日，湖南省郴州市围绕中心城区摩托车限行、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发生了一起有数百人参与的抗拒“限摩规电”群体事件，导致一批公共设施遭损毁、6辆公务车辆被掀翻。

　　自本世纪中国逐步进入“汽车社会”以来，类似郴州遭遇的纷扰，在其他大中城市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发生过。

　　这些事件无一不在各地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之后得以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但麻烦的背后，总能折射出城市公共管理面临的诸多利益调整难点和症结。

　　形成“生计利益群体”

　　记者综合多方调查和统计数据，发现曾经被视为便捷高效代步工具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如今在很多人口稠密的城市总体作用偏向负面：安全隐患突出，道路交通事故涉及摩托车的往往占半数以上；交通肇事逃逸，占比更高达6至7成。逆向行驶、闯红灯、随意调头、随意变更车道、超速超载、乱停乱放、横冲直撞、非法安装伞具、使用假牌、无证驾驶等，使道路交通秩序更加混乱不堪。

　　摩托车眼下在很多城市成为“两抢一盗”主要作案工具。很多地方“两抢”、盗窃案件中，利用摩托车“来无影去无踪”的占4成。

　　因此，很多城市推动“限摩规电”，无论是召开听证会，还是随机问卷调查，群众赞成的意见往往占大多数。从这个角度着眼，“限摩规电”拥有主流民意基础。

　　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有的城市“限摩规电”，在一些层面出现部分民众与城市管理者、执法者对立之时，之前支持政府“执法整顿”的市民，却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究其原因，“限摩规电”看似一项交通秩序整顿行动，实际上却是一项民生综合工程。

　　记者近来采访到的“摩的”司机，绝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或为困难企业下岗职工，或为城郊乃至远郊区县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有的是残疾人，甚至还有收入不高、属于“非充分就业”群体的上班族。跑上“摩的”后，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拉客20至40人次左右，能获得70至80元毛收入，一个月下来，收入能达到2400元左右。有的大城市，一天的收入能高达100多元甚至更高。

　　这样的收入，在“摩的”司机们所在的城市，往往能够养活一个三口之家。而城市一旦“限摩规电”，他们只能从事一些诸如保安之类非技术性临时聘用岗位工作，每月收入千元上下，养家糊口就成了问题。而靠每月200来元的低保，生活水平更会一落千丈。站在他们的立场，反对“限摩规电”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