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所有刚成立的企业几乎都会遇到挫折一样，绿源也不例外。上游供应的电池存在使用中寿命短、充电过程中易损坏之类的缺陷。之后，客户纷纷推着电动车上门要求退货。至2000年累计亏损超过200多万元。投资者看不到前景，选择放弃并且退出。倪捷自己也开始动摇，不止一次想过放弃，甚至改行，“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间歇性地想过改行，但过后就回归理性了”。

　　最后他痛定思痛，顶住了所有的压力，举债购买全部股份，并且全力投入针对电池寿命的“技术攻坚”。皇天不负有心人。电池技术的进步，服务的提高，质量的提升，绿源的订单逐渐增多。作为最早研制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绿源，在经过16年的发展，如今早已是在电动自行车领域拥有2000多个经销网点、相关从业人员超过万人的龙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维权斗士

　　2006年初，在“风云浙商”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这样介绍倪捷：“这个人除了做生意外，就是和人吵架，从一个城市吵到另一个城市。但他主要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不过，这段话似乎需要加上这样一个注脚：倪捷并不是喜欢吵架，他是被逼的。因为自从电动自行车诞生之日起，“这个孩子”就没有“合法身份”，关于“这个孩子”的行业标准、政策的制定、实施就一直处在争议之中，以致电动自行车这一行业都被社会和相关部门戴上“小、乱、散” 这样带有歧视性的帽子。倪捷自己也坦言，他不怕同行竞争，怕的是政府对电动自行车行业制定的相关政策和行业标准不明朗。

　　倪捷没有等别人给“这个孩子”一个合法身份。1997年8月，倪捷在江苏无锡参加完电动车行业的第一次全国性研讨会后，就组织行业内的朋友共同推动电动车的合法化进程。电动自行车在浙江尤其受到舆论关注，同时也获得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出台全国第一个对电动车按非机动车管理的省级规范性文件，绿源成为首个上目录品牌。倪捷还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了首个国家级电动车标准的制定。1998年，绿源承办“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定稿会议。这个国家标准的诞生，从技术上为电动车合法化又推进了一大步。

　　不过好景不长。2002年7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以电动自行车不好管理、电池容易造成污染为名，发布通告，宣布将停止给电动自行车上牌，并从2006年1月1日起，所有已经上牌的电动车必须停止使用。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刚刚起步的电动自行车行业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作为最早进入电动自行车行业的研制者和开发者，倪捷希望电动自行车行业能够健康平稳发展，并且希望广大“买不起汽车却只能使用自行车”的老百姓能够拥有更加便捷的日常出行工具。倪捷开始行动了。

　　倪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写就《电动自行车可封杀不可骂杀》，慷慨陈词，获得公众舆论的广泛支持。2005年的最后几天，北京宣布允许电动自行车上牌，争论长达四年的问题终于和谐解决。

　　不过令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除了北京之外，海南、珠海、福州、广州等一些城市，也相继出现了限制或禁止电动车的政府行为。在福州，他一夜起草《公民意见书》，在126家同行的支持下启动法律程序抗争；在珠海，他和同行们积极参加了“第二届电动车产业高峰论坛”，并起草“2005北京共识”；在广州，他写下《广州电动车岁末劫难？》一文，强烈要求广州立法部门在尊重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召开“立法听证会”。同行和媒体开始称倪捷为“维权斗士”，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符号名称”背后的心酸和无奈。经历这些“吵架”，倪捷成为电动车行业的“意见领袖”和符号型人物。

　　如果说相关地方政府和部门对电动车采取的限制措施是逼迫倪捷成为“维权斗士”的客观外因，那么主观的内因是什么呢？

　　在绿源里有两句话“科学面前人人平等”和“尊重秩序，更要追求真理，在尊重制度的同时成为既定制度的杀手”。倪捷时常告诫员工：“说真话，永远不许说假话，在绿源是一个‘教条’。”当政府出台相关不利于电动车行业发展的时候，倪捷总是亲自查阅中外文献，亲自调查研究，科学地对中国交通现状、电动车的事故发生率和行业产业结构等进行分析，以类似一个“学者”的严谨的态度得出科学合理的数据与政府部门沟通。这在企业家里是不多见的。如果“维权斗士”的正面表现是“吵架”，那么他的背影就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对科学和真理孜孜不倦的探索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