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深圳市发出通知，从6月6日到12月5日，在主要区域24小时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对此，南方都市报昨天发表了王则楚题为《对电动自行车必须进行合法审查》的文章，文章指出，此类禁令应事先提交人大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要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经济补偿。

　　这一看法，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就禁行电动自行车这一具体议题而言，还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能不能提出这一动议的问题。

　　首先看看深圳市禁行电动自行车的理由。深圳市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电动自行车的使用，增加了交通事故。据统计，2010年，深圳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268宗，造成64人死亡。此类理由，就是用某一种后果来对一种行为进行一个价值判断，其逻辑就是，某种行为造成了恶的后果，就应该予以限制。这样的逻辑一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得把前后的因果关系紧密对应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多的人之权利是否具有合理性，是不能用行使这种权利所造成的可能的后果来进行判断的。比如说，一个长相极为丑陋的人，走在街上让很多的人受到了惊吓，那么是不是可以禁止这个长相丑陋的人上街呢？显然是不能的，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是街上的路人自我约束，不要去看这个人，而不能要求公权力来限制这个人上街。这个道理很简单，其实就是说，自由上街乃是一种根本性的权利，这一行为尽管造成了某种后果，但仍然是不能允许公权力来干预的。的确如此，在人类社会中，有一些行为是不能受到公权力的干预的，这被称之为“基本权利”。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对什么是“基本权利”是有相当的共识的，比如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都属于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对基本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故而是不能允许公权力以任何理由来侵犯的。电动自行车出行，就是这样一种基本权利。这与骑自行车、步行、开汽车一样，都是一种通行方式，本质上并无区别，同样也是会造成交通事故的，难不成都禁了么？故禁行电动车，是在侵犯基本权利，这样的行政行为，是不应该发生的，政府没有权力来干预这样的基本权利。

　　进而，一项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里，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主要是低收入的务工人员，他们的工作奔波劳累，经常要在不同的地方之间跑来跑去，比如送快餐的打工仔、比如一天奔波几个工地的装修工人，这个群体，是社会中最需要获得帮助和支持的群体。禁行电动自行车，会对他们的工作、生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共政策，是不能以伤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相反，应该为弱势群体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在这一意义上，禁行电动自行车这样的动议是不能允许出台的。

　　当然，真实的情况要复杂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确造成了一些交通事故，那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加强管理就可以了，比如对行驶速度进行一些限制等。这好比菜刀被用于杀人了，解决的办法不是禁止菜刀，而是对菜刀的用途进行限制。即便是电动自行车的确造成交通事故的确很难管理，政府也只能是想办法完善公共交通，给居民出现提供更多的便利，吸引车主主动放弃使用电动车。这样简单地一禁了之，本质上是公权力对私权的过度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