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微黑的曾宪梓没有亿万富翁常有的威严。他拿出自己近日在北京与国家领导人及一些人大代表的合影给记者看,不时地问:“我笑得好吧?漂亮吧?“然后叹口气:”我现在是老人家了……”
此时,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烂漫,浓浓的春意挤进了京城的每扇窗户。对于58岁却精力充沛、事业如日中天的曾宪梓来说,一切都如这个美丽的春天般顺遂。身为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曾先生,事业拓展的无限和时间的有限总是一个矛盾,难怪会生出类似“老人家”的感慨呢。
人大会期间采访曾先生,自然不想放过“刺探”一些“情报”的机会,比如曾先生在人大会上的提案。他爽快地“泄密”:在提案中谈了5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由于人大代表提案必须有30人联名签署才能提交,于是他找了叶选平、刘复之、端木正、戴玉、廖晕等人,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些人都是很管用的!”
尽管人代会期间较平时更为繁忙,但曾先生仍很兴奋: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的谈话很振奋人心,香港股票指数因此急剧上升,大的地产商,如李嘉诚、霍英东等都到大陆投资,搞工商业的更多,这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很好的促进作用。
那么,曾先生的金利来呢?他往沙发上一靠,“今年金利来的方向将主要转向大陆市场……”
艰苦创业金利来
也许人们都以为,“金利来”领带就像一条闪闪发光的金带,它的起点也是黄金铺地,事实上,一张裁床、两部衣车、一具熨斗、100尺的工场、6000元港币,这就是曾宪梓创业之初拥有的所有资本。然而,曾宪梓却有着独特的商业眼光和经营准则。
60年代初香港经济正迅速上升。当时,尽管穿西装的人越来越多,但拥有几百家服装厂的香港竟没有一家设备像样的领带工厂。本地的私人作坊生产的领带,大都质量低劣,而高档领带都是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产品。曾宪梓定,在繁华的香港服装市场上,这是一个空白地带。于是,遵循“勤、俭、诚、信”四个字,他开始创造自己的事业。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气宇轩昂的、雍容潇洒的曾宪梓,谁也不会想到那时还有一个上有老母、下有三仔,一家六口挤在60平方米的屋子里的窘迫的曾宪梓,更想不到那个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生产、自己扛着背包沿街推销的曾宪梓。
那时,每天早上六点,他已经在裁床边工作了,午后便将缝制好的“金狮”领带(金利来的前身)拿到尖沙噱一带专做游客生意的洋服店出售,常常忙到次日凌晨两点才能上床休息。由于他那口浓重的客家口音,推销时还常遭人讥笑。但是,“如果一天卖不到五打领带就不能保本,所以每天卖不到数,我是誓不回家的。”
经过两年辛勤经营,他的“一人工场”渐上正轨。
然而,金利来的腾飞,却得利于当初“金狮”领带的易名和大陆乒乓球星庄则栋的一次表演赛。
将产品易名的原因相当偶然。有一次,曾宪梓送两条领带给一个朋友,想不到他怎么也不青要。原来他嗜赌,认为“金狮”这个牌子意头不好,广东话讲得不正就成了“金输”。经过慎重思量,曾便将“金狮”改为“金利来”。
果然,金利来很受顾客欢迎,特别是春节期间,讲意头的生意人都愿戴一条金利来。这时又适逢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庄则栋第一次到香港作表演赛,曾先生看准这个大好时机,用高昂代价,购买了香港电视转播乒乓球表演赛电视节目的赞助权,立时使金利来领带名声大噪。短短一个星期内,他的工场从“一人部队”变成“20人大军”,从此告别了家庭手工业。
1970年,曾宪梓创办了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他立志要办第一流的工厂,生产第一流的产品。
他到欧美买来一些名牌领带进行研究,从选料、造形、花色到布料的织造、性能、缩水程度等都细心地研究和琢磨,然后改进自己的款式。等金利来的事业有了一定规模后,又大量招揽专业和兼职的一流设计人才,专门为金利来设计领带花样,还从西方设计师送来的样品中,挑选最时髦、最适合市场的款式,不断充实金利来的品种花样;另外,金利来的全部料子都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选购。
于是,金利来在“快设计、快制作、快投产、快上市”的口号下,每月更新上市的花样款式不下200种,使欧洲各厂望尘莫及。金利来领带占领了香港和东南亚市场,远销到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公司,经营范围也从领带发展到男士系列用品,包括皮带、皮夹、皮箱、衬衣、恤衫、围巾、袜子、西装等。世界上不少地区也在为金利来生产高级产品。1985年,曾宪梓先生当选为亚洲领带协会主席,被公认为“亚洲领带大王。”
爱国如家爱乡如命
在香港,有人称曾宪梓为“亲中人士”,得此雅号他坦坦然然:“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曾宪梓出生于广东著名侨乡梅县。父亲与叔父早年远赴海外谋生,留下他与母亲在家乡生活,非常贫困。曾宪梓小学毕业就辍学,种田、放牛,什么农活都干过。
解放后,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住到他家,教给他唱的第一支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鼓励他去读书。他先是在梅州中学、东山中学念完初中和高中。1956年,他考上中山大学生物系。大学4年,他享受人民助学金,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1963年才到泰国定居。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新中国对我的栽培;没有共产党,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曾先生有三个追求目标,一是发展金利来事业,二是帮助祖国和家乡建设,三是支持祖国的足球事业,并把这一切看作是对祖国对家乡对母校的回报。
当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个春天,他就回到梅县,和太太黄丽群商量后决定每年捐赠50万港元以上,帮助家乡重振教育和其它建设事业。1983年,他捐资330万元人民币为母校中山大学盖起一栋新的生物系大楼;为支持梅县嘉应大学的复办,他先后捐赠370万元人民币为这个大学兴建教学主楼和图书馆;捐资1000万元人民币在梅县创建一所设备齐全的“宪梓高级中学”。
近年来,曾先生还捐建了东山中学教学楼和图书馆、梅州中学办公楼、乐育中学教学楼,为水白中学、华侨中学、珊全小学以及梅州市华侨新村幼儿园等捐建一批校舍。他还资助梅州福利院建立按摩门诊部、设立福利基金,捐赠儿童乐园。
梅县是著名的足球之乡,曾宪梓是位超级球迷。他捐赠140万元人民币建设梅县人民体育场。五华和兴宁两个家乡邻县要建体育场,他也解囊相助。对国家足球队,他更是大力相助,还举办了三届宪梓杯足球邀请赛。亚运会他又捐了100万港元。
为了促进家乡经济建设的发展,1986年春,曾宪梓在梅州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领带厂——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在首届中国纺织咨询评选中,“银利来”被评为“金梭奖”。
近10几年来,曾先生为国家的教育、文化、体育及其它建设事业,约捐款5000多万元人民币,为此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为他写下了“梅州增宪,誉满桑梓”的条幅。
曾宪梓不止一次地感慨:人在生命的世界里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不管承认与否,当闭上眼睛静静一想,生命之舟在一天天驶向天国的彼岸。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短暂的生命为家庭、国家、社会做点事。因此,“或者我死,或者金利来破产,否则我永远不会停止为国家作贡献。”赤子之心,天地可鉴。
老歌新唱唱得漂亮
出于好奇,记者问曾宪梓:“如果当初你不去香港发展,而是继续留在大陆,可能过的是与现在迥然不同的生活,如果这样,你会满足吗?”
他笑答:“如果留在科学院,我可能会呆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顶多现在是个实验室主任,但我也会很快乐。我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但我满足并不表示我不去努力。我一次次地努力,一步步地达到目标,每进一步都很满足,高兴之余又继续奋斗,所以我总是快乐的。”
曾宪梓经营着华丽的男人世界,但他并没有用精品自己武装起来。他的头发总是留得短短的,衣着简单,不吸烟,不饮酒,他笑问记者:“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还和共产党教育出来的50年代的学生差不多?”
的确,来港近30个春秋,他从不涉足马场、舞场,也不买卖股票,不炒卖地产,甚至连黄金期票也不买。他曾自我解嘲道:“我的知识盲点是香港的夜总会、跳舞厅。”
曾宪梓生活很有规律。他每早六时起床,运动一小时后就开始工作,中午如果没有应酬的自豪感,就让秘书到外面买来快餐在办公室吃,然后在办公室稍事休息。有时他也练练毛笔字,香港电视台播放的有关他的电视专题片中出现了他写字的镜头后,人们纷纷向他“敬求墨宝”,曾宪梓无可奈何地笑道:“我现在骑虎难下,现在天天都练,不过我相信明年会写得更好的。”
闲时,曾宪梓喜欢和家人一起唱唱卡拉OK,他慨叹:喜欢唱的那些老歌,卡拉OK里都没有。记者问:“您喜欢唱什么歌?”“《跟共产党走》!我唱给你听!”于是,曾宪梓一板一眼地唱起来,令人惊奇的是,他自作主张地改词了:“我们永远跟着你走,祖国一定统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祖国一定富强!”唱毕,他笑了,笑得很甜很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