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2006年底开始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其他一些城市也推行了类似政策。但“禁电”无一例外遭到民众反对，那么，这样的地方政令是怎样出台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地方政府排除阻碍力推禁令？记者为此作了调查采访。（6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经济时报》的结论是：广州“禁电”令的主要动力是汽车工业给当地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汽车集团合谋的结果，先“禁摩”后“禁电”，目的就是为汽车产业腾出利益空间。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仍不无价值，甚至是相当震撼的。它让我们在考量各地引起巨大争议的“禁电”令时多一个思考角度——地方政府出台“禁电”令的过程当中，减缓交通压力、美化市容等是否只是表层原因，而更具决定性的因素往往被隐藏，秘而不宣？

　　报道中说，广州早已确立汽车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2005年在全国汽车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广州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849.48亿元，对全市工业增长贡献率达25.4％。更耐人寻味的是，广州出台“禁电”令之前，某汽车企业赠送20辆车给广州作警车，对该企业赠送汽车和“禁电”令是否有因果关系，广州市有关领导并不避讳。

　　也许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为了迎合与保障汽车企业的利益，广州市政府用心良苦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一纸通告后就禁止广大市民的电动车上路了，但在一个汽车产业成支柱产业、能给当地带来800多亿产值的城市里，汽车企业作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它的能量有多大，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实施产生怎样微妙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汽车企业就是广州“禁电”令背后的那个神秘推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发展汽车产业上，汽车集团和广州市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前者可以抢占更多市场份额，而地方政府则可以得到快速增长的GDP、税收等——而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使汽车集团获利更多，2006年底广州禁电后，不少市民就表示准备购买小车。至此，我觉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广州和其他众多城市一样，在出台“禁电”、“禁摩”令时，不大可能只受制于某一因素，而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牵涉到市民、电动车企业、汽车企业等各方的利益博弈。在错综复杂的博弈中，谁对地方政府最终的决策施加了更多一些影响，这应该是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与能量成正比，而汽车利益集团与广大市民孰强孰弱，不言自明。

　　“禁电”令背后的那个推手究竟是谁，也许不会有确切答案，但《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提醒我们正视一个全新问题：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出台的背后，已经开始若隐若现地浮出利益集团的身影，如何找到相应的制约机制，使地方政府不至于过于向强势利益集团倾斜而损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法绕开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