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摩托车时代”的广州，自行车又重新回归市民的视野。如果翻开已有百年的广州自行车志，这个传奇性的自行车品牌——五羊牌，让大多数广州人耳熟能详。但如今“五羊牌”好像历史符号一样被封存，淡出人们视野。昨日，记者走访位于海珠区南石路的广州摩托车集团公司五羊自行车分公司时发现，受到禁摩影响，五羊厂的月产量较以前翻了2倍多。

　　创业初期（1972年～1973年）

　　“没过硬条件和关系很难进厂”

　　五羊自行车厂坐落于海珠区南石路，比邻珠江，近日，经过路人的多次指点，记者驱车找到了这里——曾经辉煌而如今有些人被人遗忘的五羊自行车厂。走进自行车厂大院，安静的车间倍感冷清，不过布局整齐、规模宏大的厂房还透出曾经年产250万辆自行车的气魄。

　　“这里比起我原来进厂的时候，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任广州摩托车集团公司五羊自行车分公司销售部经理任国光感叹地说。1972年，由于能够留城进厂，任国光当时放弃进部队的机会，来到五羊自行车厂做一名工人。那时，距离广东单车零件厂制造出第一辆“红棉牌”自行车已过去了14年，而在任国光进厂一年以后，“红棉牌”自行车成为历史的符号，1973年4月15日，“五羊牌”16寸缩体自行车首次亮相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受到外商赞誉，远销欧美等国。从此，广州的自行车制造进入了“五羊时代”。

　　虽然五羊自行车名声在外，可是当时生产条件还非常艰苦。五羊自行车厂所处位置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遗留下的监狱，“我们当时住的宿舍就是原来的牢房！”任国光笑着回忆。

　　不过无论条件如何艰苦，还是挡不住青年人争当一名“五羊自行车人”的热情。“进五羊厂当一名工人，竞争非常激烈，没有过硬的条件和一些关系，都是很难进厂的。”任国光回忆说。

　　辉煌年代（1974年～1988年）

　　“骑五羊牌单车像现在开轿车”

　　1974年，为适应生产经营的需要，成立广州自行车总厂。同年，广州计算机厂转产自行车，改名为广州自行车二厂，与此同时，自行车厂的产量大幅提升，但还是无法满足当时供不应求的局面。任国光回忆，每逢产量冲刺阶段，他们的工作量从一班增加到两班，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纵然这样生产，“五羊牌”自行车还是市面上的紧俏货品，“连我们厂内职工都无法买到一辆自行车。”任国光说，由于供销科所存自行车难以满足内部职工，只有通过抽签这种方式，向职工分配自行车。

　　“那个时候，骑一辆五羊牌26寸自行车在街上，感觉如同现在开一辆小轿车。”任国光笑着说，如果是一名年轻小伙子拥有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必定受到周围女孩子的青睐。

　　“我就是那个时期进入厂里做一名技术员的！”现任广州摩托车集团公司五羊自行车分公司总经理助理、装配厂副厂长岑啟生感言道。

　　根据资料记载，1982年12月，五羊自行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五羊自行车进入了一个产量逐年递增的时代，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88年，年产量达到了顶峰——250万辆，至今也无法再次突破。

　　创新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

　　“河南山东排队抢五羊山地车”

　　“虽然当年产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250万辆，可是自行车产品还是非常简单。”岑啟生说，当时所生产的样式主要是28寸、26寸，而且颜色只有黑色、墨绿色和红色。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消费者对自行车的款式、颜色有了多元化的需求。“厂里从以前只是注重产量和质量，开始向产品创新和多元化转移！”岑啟生说，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原供职的“工艺科”更名为“技术科”。

　　作为技术骨干的岑啟生说，每个月技术科都要根据负责销售的供销科的要求，按照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开发出新型产品。“每个月我们都要开发出10多个新型产品，一年面世的新型产品多达上百种！”

　　由于广州处于沿海地区，距离香港近，各种成熟的自行车技术首先被五羊厂应用。“当时厂里把自行车生产的重点放在变速运动车和山地车上面！”岑啟生回忆说，企业深化内部改革，当时“技术科”升级为“科研所”，岑啟生当时任副所长，科研所共开发生产10速、18速、21速的变速运动车和山地车等为主。当年，广州自行车制造业生产的五羊牌自行车已有6个系列、168个花色品种。

　　“在河南、山东这些内地市场，五羊牌的山地车都屡屡脱销，经销商都排队等着要货！”对这些场面，时隔多年，岑啟生仍然记忆犹新。

　　走入低谷（1994年～1999年）

　　“自行车被认为没有发展前途”

　　“当年五羊牌山地车一度超过‘永久’、‘凤凰’等品牌，不过这种局面只持续到1994年！”岑啟生说，“以后日子，五羊厂还是走下坡路了！”一度热销的五羊自行车突然好像不再受到欢迎，各个销售区域的货场里堆满滞销的自行车。“当时我不负责销售，不过估计滞销的产品达到10多万辆！”对这些滞销品的处理，让五羊自行车人非常痛心，这些卖不动的产品只有折价销售，“亏损非常厉害！”

　　在当时的局面下，五羊自行车厂做出一个巨大决定：开始从事摩托车制造。“厂里将工作的重心又开始转移到摩托车，自行车被认为没有发展的前途！”岑啟生痛心地说。就在五羊厂放慢脚步的空隙之中，天津、深圳等地一些民营自行车开始发轫，加剧整个自行车行业的竞争，同时也加剧五羊厂走向衰落的步伐。

　　在事后分析当时五羊厂走下坡的原因，广东自行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何小华说，在宏观层面上，主管部门在调整经济产业结构，如向摩托车、向汽车转移。在微观上，一些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

　　迎来契机 （2007年起）

　　“广州禁摩后单车销量翻两倍”

　　进入新世纪以后，“节能、环保”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方向，给传统的自行车产业也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在2000年成为首批生产电动自行车的厂家，这本来是一个再次腾飞的机会，只可惜还是走了不少弯路！”岑啟生说，由于看准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于是五羊厂自行开发驱动所需的电池、充电器等相关设备，“当时可以参照产品很少，一切还是从头来！”五羊厂把电动车的关键部位——电池的开发方向定为锂电，“但是锂电的安全性难以保证，而且价格非常昂贵，市场消费者并不认同！”岑啟生分析说。

　　岑啟生介绍，现在五羊自行车厂只剩下不到100名员工，只保留一条生产线，而且产品多销往外地，在广州市场难觅五羊牌自行车。“不过我们不甘心失败，虽然现在五羊大不如前，但我们尚能够维持生产！”岑啟生激动地说，“我们能够维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憋着一股劲！”

　　为了生存，五羊厂现在也尝试各种方式改革，由于“五羊牌”在广州和中国北方地区仍有知名度，岑啟生说，前一段时间，一个评估公司估计“五羊牌”还值上千万元。现在五羊厂正与外地一些厂家合作，采取贴牌生产的模式，现在每年产量达40多万辆。“现在连广州日报送报车大部分都是用的五羊牌！”岑啟生得意地说。

　　“希望禁摩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岑啟生说，在禁摩以前，五羊厂的月产量只有5000多辆，禁摩后，这个数字已经一跃成为10000多辆，“估计这个月还有所突破，可以达到15000多辆！”岑啟生自信地说。